联系电话:135-6412-3557

您所在的位置: 上海离婚律师网 > 品牌服务 > 财产犯罪

律师介绍

崔萍律师 崔萍律师,硕士,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电视台法治天地频道特约嘉宾律师,曾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律师顾问团律师,...详细>>

咨询留言更多+

联系律师

首席律师:崔萍律师

手机号码:135-6412-3557

咨询Q Q:1678031854

邮箱地址:sandycuiping@163.com

所属律所: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

律所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21楼(地铁2、7号线静安寺站1号口出站即到)

财产犯罪

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

作者:未知来源:互联网浏览:时间:2021-06-04

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


随着现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银行存折、银行卡等快捷、安全的结算方式日益惠及广大民众生活,但另一方面,因存折、银行卡等的不当使用及被不法利用,导致各类侵占存款的案件不断涌现。对我国司法实务中相关常见的侵犯存款案进行类型化的梳理,大体上可归纳出以下三类:(1)不法所有他人错误汇款,即汇款人错误地将款项转入他人账户之中,收款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取出该款项,不予归还;(2)挂失提取名下他人存款,即实际存款人将存款存入通过借用他人身份证办理的银行账户中,存款名义人(账户户主)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挂失该卡并补办新卡,而后取出款项或者进行转账,不予归还;(3)非法提取保管的他人银行卡内存款,即在受托保管他人银行卡过程中,未经授权或者超出授权的额度使用他人卡内存款。

要正确判定实务中各类侵犯存款行为的犯罪性质,必须首先解决存款的内涵及其占有归属问题。理论上关于“存款占有的归属”的纷争直接导致实务处理上的困惑乃至混乱,特别是对于“错误汇款”“借用他人账户存款”等一些特殊情形,如何确定存款占有的归属以及当事人之间就该存款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更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题。

 

 

一、存款占有归属的一般理论

作为货币的现金属于可以替代的特殊种类物,以流通性为本质,在交易过程中不可能保有并识别其同一性,所以,一般应根据“占有即所有”的法则来认定其权利归属。例外的是,在现金未作为货币而被置于流通领域时,应例外地排除“占有即所有”的法则。例如,受他人或者单位雇佣管理、占有现金时,此种情况下的现金因未作为货币而进入流通领域发挥作用,因而其所有权仍然归属于主人或者单位;受雇人将之据为己有的,性质上属于侵占。又如,对于将因封存而被特定化的“封金”交寄于他人保管的场合,按照“封缄物占有”的一般原理,应判定该内容物由委托人占有。受托人取出该钱款并据为己有的,应认定为破坏占有的盗窃。

在民法上,存款合同属于消费寄托合同。当存款人以寄托目的将一定数额的现金存入银行时,存款人便丧失了对现金的所有权及返还原物的请求权。同时,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基于存款行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其中银行卡、存折等是存款人就该存款对银行享有的债权凭证。

存款债权具有财物的全部特征。首先,存款债权与一定额度的金钱及利息相联系,具有价值性,反映了特定存款人对该存款所享有的财产权;其次,存款债权具有管理可能性,如存款人可以通过取现或转账等方式对存款债权进行支配和管理。最后,存款债权具有转移可能性,即行为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他人的存款债权转入自己(或第三人)的账户中,从而导致存款人遭受财产性利益的损失(对银行债权的减少或者消灭)。  

在刑法上,不仅仅要肯定对物的占有,而且还要承认对包括存款债权在内的相关财产性利益之占有,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权。相反,如若否定对债权等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就会造成处罚上的漏洞,从而不利于保护财产法益。

总之,关于“存款”,应从“存款指向的现金”和“存款债权”两种不同意义上加以理解,相应地,在其占有的归属上,亦须区分情况加以讨论:就存款指向的现金而言,一旦存款人将现金存入银行,银行便取得了对该现金的占有(所有权)。而就存款债权而言,则由存款人占有,其内涵或者实质表现为存款人对银行排他性地享有支付或转账的请求权等的支配。

 

二、不法所有他人错误汇款

(一)观点分歧

我国多数学者主张成立侵占罪,代表性学者有黎宏、陈洪兵、杜文俊教授等。如黎宏教授认为,由于他人错误汇款而进入储户的账户之内,对于储户而言,该汇款属于不当得利,储户必须返还,拒绝返还的场合,一定条件下构成侵占罪。

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教授持夺取罪说,他指出,在错误汇款的场合,不能说该汇款已经处于收款人的占有之下,相反,该存款仍由银行占有。我国张明楷教授亦持该观点,他认为,在收款人收到他人错误汇款的情况下,收款人虽然形式上享有了对受领存款的债权,但由于缺乏享有债权的合法根据,故不能认为其在法律上占有了该笔存款。因此,如果收款人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现金的,应当认定为对银行占有现金的盗窃;如果收款人从自动取款机上将该笔错误的汇款转入自己的其他账户的,应认定为对存款债权的盗窃;如果收款人从银行柜台取出现金或者转入其他账户的,则成立诈骗犯罪。

(二)不法所有他人错误汇款的应成立侵占

错误进入收款人账户的存款,性质上属于“没有法律或者合同的根据,因他人(错误汇款人)的财产损失而使自己获得利益的法律事实”之不当得利,只不过该项不当得利是以对银行的存款债权之占有的形式来加以体现的。“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行为,也可能触犯刑法上的侵占、盗窃等罪。”由于收款人获得的该项不当得利,并非是基于汇款人的本意而脱离其占有,而是偶然地因汇款人错误汇款所致,从规范的层面来说,应解释为广义上的“遗忘物”,对此,收款人负有返还的义务(收款人既可以通过转移对银行之存款债权的形式返还,也可以用等额的现金形式返还)。拒不返还,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

 

三、挂失提取名下账户他人存款

(一)学说纷争与实务分歧

主张成立侵占罪的观点认为,根据银行的业务惯例,存款债权应当归属于存款名义人,至于存款进入银行之前由谁占有在所不问。存款名义人通过挂失、补办新卡进而取款的手段将该银行账户内他人存款据为己有的行为属于对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的侵占。我国司法实务中有少数判例采用了这一解释进路和结论。  

多数学者主张构成盗窃罪,但在具体解释进路上不尽一致。陈洪兵教授认为,根据银行法的规定,银行卡及存折仅限于本人使用,但这丝毫不能改变银行卡及存折可能被名义人以外的人占有、使用的事实。在将存款存入他人银行账户的场合,银行卡内的存款无论是占有还是所有权,实质上都归属于实际存款人。存款名义人以挂失、补办新卡的方式侵占他人对于存款的占有及所有权,应构成破坏占有的夺取罪,而非侵占罪。陈兴良教授则认为,根据存款实名制,存款名义人并没有欺骗银行,其实施的挂失及取款行为都是合法的交易行为。问题在于,在实质上,存款属于实际存款人的,存款名义人利用实际存款人以其名义存款而非法占有对方的存款,是一种盗窃行为。但究竟该如何解释民法上的合法交易行为,在刑法上又被评价为犯罪呢?对此,陈兴良教授指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采用刑法理论上的间接正犯概念,即存款名义人利用不知情的银行窃取了实际存款人以其名义所存的款项。

从我国司法实务来看,多数判例基于实际存款人持有银行卡并能实际取款这一点而肯定其为存款的占有人,存款名义人挂失提取名下账户内他人存款的,应成立盗窃罪。

(二)挂失提取名下账户他人存款,拒不返还的,性质上属于侵占

从合同关系的角度来看,与银行签订合同进而与银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只能是存款名义人(账户户主)。在存款债权占有的归属上,应坚持“谁是账户户主,谁便享有(占有)存款债权”。因此,虽然存款名义人账户内的存款由实际存款人存入,且实际存款人实际持有、使用该银行卡,但在法律上与银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只能是存款名义人,而不可能是实际存款人。既然如此,存款名义人取出自己名下银行账户内存款的行为,是对其权利的行使,而非对银行的欺骗或盗窃,事实上银行也未遭受财产损失。但是,由于该存款债权所体现的财产终究属于实际存款人所有,存款名义人对银行可以行使债权(如支取或者转账),但负有归还实际存款人的义务。拒不归还,数额较大的,应以侵占罪论处。可见,实现不法占有,因而被评价为犯罪的并非存款名义人的挂失、补办新卡及取款行为,而是取款后拒不归还的行为。

 

四、非法提取保管的他人银行卡内存款

非法提取保管他人的银行内存款在实践中亦不鲜见,但对行为人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值得研究。多数意见认为,被害人只是让行为人保管银行卡,而非保管卡内的款项,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取款的,性质上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应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在银行柜台取现)或者盗窃罪(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但亦有少数意见认为,行为人基于他人的信任而取得了信用卡及密码,即取得了对信用卡及卡内存款的事实上的支配力。即使行为人主观上无交付卡内存款支配权的意思,也不妨碍客观上已形成的支配权转移的状态。据此,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意思取出卡内存款,拒不归还、数额较大的,应构成侵占罪。

本文以为,存款债权的占有仅仅归属于银行存款名义人,其他人可能因存款名义人的授权或者委托而实际持有他人银行卡,但不会因此就认为其对卡内的存款形成占有或者保管,相反,只能认为其仅仅是在保管他人的债权凭证而已。由此,利用保管他人的银行卡的机会擅自取款的,性质上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视情形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或者盗窃罪。但例外的是,在委托人授权取款或者处分存款的场合,受托人在授权额度内享有处分权,可以根据“同意无侵害”的原理,阻却违法性。

 

五、非法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的银行卡内资金的司法定性

在冒用微信、支付宝用户非法转移他人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的场合,一方面不存在对他人信用卡的冒用;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存在受骗的问题,所以,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表面上看,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冒充支付宝、微信用户,“欺骗”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宝、微信公司的性质,但实际上,微信、支付宝公司所设计的平台(系统程序)如同银行的ATM机一样,不存在受骗的问题。不论是谁,只要满足输入账号、密码等形式要求,即可完成相应的消费支付、转账等服务功能。反之,即便是支付宝、微信用户本人,如果输入密码有误或者忘记了密码,也不能完成消费支付、转账操作。易言之,是谁实施支付、转账的操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操作者是否能够输入正确的密码。由此可见,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区分输入指令者是否是真正权利人的功能,因而也就不存在“因陷入错误认识而受骗”一说。

行为人冒用支付宝、微信等用户非法转移他人支付宝、微信钱包所绑定银行账户内资金的行为,与利用ATM机、互联网或者移动通信终端等转移他人银行账户内资金的行为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本质上都是采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平和手段(利用获取或者掌握的他人账户或密码对平台或者ATM机等发出指令)使他人对银行债权减少或者灭失的行为,性质上均构成对他人(对银行)存款债权之盗窃。同理,行为人非法转移他人微信零钱、支付宝账户内余额资金的,应构成他人对微信、支付宝公司所享有的(相当于存款意义上的)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的盗窃。

 

 

 

 

陈兴良: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及其保护路径

 

 

文摘来源:《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兴发岩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虚拟财产是指具有财产性价值、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物。由此可见,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物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以电磁数据为载体;其二,以财产价值为内容;其三,以互联网为空间。虚拟财产具有形态的虚拟性和价值的真实性的统一特征。

 

一、中外对比与刑民交错:虚拟财产的前史

 

财物本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最初的有体物到后来的无体物再到现在的虚拟财产,可以明显地勾勒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演变过程。财物从有体物到无体物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法律争议的过程。虚拟财产的诞生形成对财物概念的重大挑战,从现实财物到虚拟财产的变化再次重演了从有体物到无体物的法律争议。可以预见,这个法律争议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由此而对司法实践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们可以回顾19世纪初,随着电的出现,对于传统民法及刑法中的财物概念带来的重大影响。关于无体物是否属于法律上之物,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不同的立法例。法国民法典承认无体物,德国民法典则排斥无体物,日本民法典仿效德国民法典。[1]因为受到日本民法典的影响,日本刑法学界对财物采取的也是有体性说。应该说,在电出现以前,财物的有体性说与无体性说之争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电出现以后,对于法律上的财物究竟是采取有体性说还是采取无体性说就成为一个对于司法活动具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在日本刑法学界,由于受到日本民法典关于有体性说的影响,将电界定为与财物并列的客体。

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日本。首先,我国刑法中的财物一词具有较大的容量。这里的财物是指具有财产性价值的物,其核心词是物。物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就已进入刑法成为一个法律术语。晋代著名法学家张斐注《晋律》,就有“取非其物谓之盗”的说法。因此,汉语中的物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名词,它摆脱了货物、物品的具体形态和外在特征。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一个包容量较大的概念,可以包括:(1)狭义的财物概念,仅指有体物;(2)广义的财物概念,包含有体物和无体物;(3)最广义的财物概念,包含有体物、无体物和财产性利益。因此,本文中也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意义上使用财物一词。在讨论虚拟财产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律性质的时候,这样一种法律背景和法律语境的强调是极为重要的。

 

二、民刑分离还是民刑一致:虚拟财产的性质

 

在曾智峰等侵犯通信自由案的裁判理由中,对于虚拟财产性质的论证,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虚拟财产属于民法上的财物但并不是刑法上的财物。因此,只要论证了在虚拟财产的性质上应当坚持刑法与民法的一致性原则,就可以肯定刑法中的虚拟财产具有财物的属性。因为在民法中虚拟财产是财物,只有在坚持刑法与民法的分离性的情况下,才会得出虚拟财产在民法上属于财物,但在刑法上则不属于财物的民刑分离的结论。如果坚持刑法与民法的一致性原则,则虚拟财产在民法上是财物,则在刑法上也必然得出是财物的结论。

关于刑法的解释是应当与民法保持独立还是与民法保持一致,这个问题涉及刑法与民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刑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对此,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刑法独立性说与刑法从属性说的争论。刑法独立性说认为,刑法是独立于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法律,具有自身独立的制裁手段和制裁对象。而刑法从属性说则认为刑法是从属于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法律,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禁止性规范,刑法只有制裁这一部分才真正属于刑法的内容。如果按照刑法独立性说,对于刑法用语的理解完全可以与民法不同。而按照刑法从属性说,则刑法用语的理解完全应当与民法相同。目前的通说当然还是刑法独立性说,但在对刑法用语的理解上还是应当参照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尤其是在某些空白规定的场合,更是应当直接参照其他法律、法规为根据。刑法中的绝大多数用语,如果在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中有规定的,两者的理解应当保持一致;如果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中有对某一用语的法定解释的,就应当直接采用该解释作为刑法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事实上,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作为刑法的前置法,其法律用语的理解对于刑法具有制约性。如果刑法用语的含义与其他法律不相一致的,反而是刑法对此应当有明文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虚拟财产的性质应当坚持民刑一致的原则  。

 

三、法益的位阶性: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路径选择

 

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不同的类型,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安全(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和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法益形态。权利大体上属于个人法益,而安全和秩序则属于超个人法益,其中秩序属于社会法益,而国家安全属于国家法益,公共安全属于社会法益。然而,这三种法益并不是互相分割,而是密切相联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法益的位阶性的命题。所谓法益的位阶性是指权利、安全和秩序这三种法益互相关联,形成一种价值梯度关系,其中权利是基础,处于优先保护的地位。秩序和安全是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对于权利实现具有保障性的作用。这三种法益又不是截然可分的,侵犯权利的犯罪行为会对安全和秩序造成破坏;反之,破坏安全和秩序的犯罪行为也同样会对权利造成侵犯。因此,这些法益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法益的位阶性的思路不仅对于设置罪名的立法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刑法教义学的解释论也同样具有参考性。以虚拟财产而言,它确实是以电磁数据的形式存在的,但它只是具有财产价值的电磁数据。除此以外,还存在不具有财产价值的电磁数据。为了维护网络秩序,当然需要将电磁数据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但刑法首先需要对电磁数据的财产价值予以保护,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网络秩序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285条第2款,设立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的行为是获取,而客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立法机关对这里的获取明确解释为盗窃和诈骗,指出:获取包括从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窃取,如直接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秘密复制他人存储的信息;也包括骗取,如设立假冒网站,在受骗用户登录时,要求用户输入账号、密码等信息。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设立以后就涉及一个问题,即该数据是否包括以电磁数据形式为载体的虚拟财产?对于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采取财产化保护的路径还是电磁数据保护的路径?这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电磁数据是虚拟财产的载体,因此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占有虚拟财产的行为必然同时具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性质。在这种想象竞合的情况下,以其中的重罪处断是符合法理的,同时也符合最大限度的法益保护原则。

虚拟财产具有对于网络的依附性,这也是在讨论虚拟财产是否可以成为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时候否定论者经常提到的一个理由。例如,在前述《意见》中就认为:“网络财产的虚拟性表现为虚拟财产依赖于网络而生,依附于网络环境,行为人盗窃的是代码,脱离网络环境并不存在”。笔者认为,虚拟财产的网络依附性涉及的是如何理解其物的属性问题,包括物的独立性以及存在方式问题。无疑,最初的有体物是独立存在的,在有体物的情况下,物的载体与价值是完全同一的。例如,一把菜刀,其物理存在与使用价值高度合一。而无体物则有所不同,以电为例,电能本身是无体的,电的存在需要一定的容器或者载体。当线路通电的时候,电是依附于线路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电能的价值与电线并不同一。此外,一本书的价值并不表现在这本书的纸张上,而是体现在这本书的内容上。对于这本书就不能按照纸张的财产价值进行保护,而是应当按照该书内容的价值加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电能具有对电线的依附性或者知识具有对于纸张的依附性而否定其具有财产属性。对于虚拟财产也应当作如是观。虚拟财产作为一种财物,是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的,并且存在于网络空间,具有对于网络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性并不能否定虚拟财产所具有的独立性,否则虚拟财产就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网络的虚拟。

虚拟财产是否具有财产价值,这也是在虚拟财产是否能够成为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争议中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些否定虚拟财产是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观点,除了一部分人以外,大部分人都对虚拟财产的价值持一种否定态度。虚拟财产的价值属性主要涉及虚拟财产到底是一般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在民法中虚拟财产的权属问题紧密联系。

 

在刑法中,虚拟财产的权属问题对于虚拟财产属于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如前所述,在德日刑法典中,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是决然相分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在我国刑法中,财物的概念包含了财产性利益。那么,虚拟财产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财物呢?笔者认为,这要根据虚拟财产的不同类型进行分析。对于类似QQ号等虚拟财产来说,在性质上归属于无形财产即无体物较为合适。对于物品类虚拟财产来说同样也应当认定为无体物。网络游戏中的装备等物品,模拟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有体物,例如宝刀等。但它又不能直接当做现实世界中的有体物看待,因为网络游戏中的物品只是一种电磁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虚拟物品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将其视为无形财产,也就是无体物。货币类虚拟财产,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应该指出,网络虚拟货币与央行发行的真实货币还是存在实质性区别的,两者不能混淆。这种虚拟财产与一般的有价凭证具有相同的属性,两者的差异仅在于存在的形式:前者是记载权利的电磁信息,后者是记载权利的实物凭证。据此,可以认为虚拟财产是一种电磁化的有价凭证。

 

 

 

 


 

桥爪隆:论盗窃罪中的占有

 

原文原载于《法学教室》2016年第4期。

译文原载于《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1期。

 

编者按:作为日本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中青年刑法学者,东京大学桥爪隆(Hashizume Takashi)教授继在日本最著名的法学期刊之一《法学教室》(月刊)上完成《刑法总论之困惑》的连载后,又自2016年4月开始(迄今仍在持续),以《刑法各论之困惑》为题,连续对日本刑法各论中的重要问题,作了颇具个人色彩且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论述。每次论述均以刑法各论中的重要论点为主题,在详尽分析日本相关判例的案情与判决的基拙上,评析相关学说之利弊,着力解析刑法各论中的难点问题,展现了桥爪隆教授就相关问题的理论性思考。截至目前,前十期的论题分别为:(1)论盗窃罪中的占有;(2)论盔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3)论盗窃罪的保护法益;(4)论抢劫罪的结构;(5)论事后抢劫罪;(6)论抢劫致死伤罪;(7)论作骗罪的“欺骗”行为;(8)论作骗罪的实质性界限;(9)论作骗罪的交付行为;(10)论侵占罪中的“自己所占有的他人之物”。蒙日本有斐阁出版社以及桥爪隆教授无偿转让版权,该连载将由云南大学王昭武教授负责翻译,以每期一篇的形式在本刊连载,以飨读者。冀望本刊之连载能有助于我国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及时把握日本刑法各论研究的当下动态与最新成果,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果。

 

 

一、引言

 

一般认为,盗窃罪中的“窃取”,是指违反占有者之意思的占有转移。因此,原本来说,作为认定“窃取”行为的前提,需要认定被害人对财物存在占有。[1][2]

 

能否认定被害人存在占有,对界分盗窃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也是很重要的:(1)取得那些被害人丧失占有,也没有其他人占有的财物的,不成立盗窃罪,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2)如果财物的占有者不是被害人而是行为人,那么,行为人取得该财物的(即行为人将该财物据为己有的),成立侵占(委托物)罪。本文先确定有关“占有”的基本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1)(2)两个问题。

 

二、占有的含义

 

(一)作为事实性支配的占有

 

作为探讨的前提,首先有必要确定有关盗窃罪中的占有概念的基本理解。按照通说观点,盗窃罪中的“占有”,是指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或者管理。因此,不同于民法中的占有概念,在由占有代理人实施的“间接占有”(代理占有)的情形下,由于本人不存在事实性支配,因而其占有不能被评价为盗窃罪中的“占有”。[3][4]由此可见,(刑法上的)占有不会因“简易交付”(《民法》第182条第2款)、[5]“占有改定”(《民法》第183条[6])等而转移。这是因为,在刑法的研究中,有必要有意识地与侵占委托物罪区别开来。[7]亦即,在间接占有的情形下,如果承认背后的委托者也存在占有,那么,由于无论是委托者还是受托者都存在占有,受托者的侵占行为就会被被认定为侵害委托者之占有的行为,进而构成盗窃罪。[8]为此,为了避免这种竞合,刑法上的占有一般被理解为,只有直接占有财物的受托者才排他性地占有财物,背后的委托者不存在占有。

  

并且,刑法上的占有概念是指事实性支配,因此,也不会像民法那样,占有(权)可以因(财产)继承而被承继。[9]为此,在既是财物的所有者也是财物的占有者的某人死亡的场合,尽管财物的所有权会因为(财产)继承而被继承人所承继,但由于(刑法上的)占有是指事实性支配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在继承人取得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之前,该财物就被评价为脱离占有物。

 

(二)盗窃罪的占有与侵占罪的占有

  

由上可见,“占有”是赋予某人作为盗窃罪的被害人这一地位的基础事实,是一种事实性支配。通说认为,这种“占有”不同于侵占罪(第252条)中的占有,侵占罪中的占有是赋予某人作为侵占罪之行为主体这一地位的基础事实。具体而言,侵占罪中的占有,不限于针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其范围被扩大至法律上的支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存款而存入银行的金钱。在将钱存人自己名义的活期存款账户的场合,存款人并没有事实性地支配该金钱,但存款人拥有可随时自由提取该存款的权限,(没有正当理由)银行不得拒绝存款人的取款要求。因此,多数说、判例认为,存款人对自己存人的金钱存在法律上的支配,存在侵占罪意义上的“占有”。不过,存入的金钱显然处于银行的管理之下,该金钱的事实性支配属于银行(银行营业网点的管理者)。因此,例如,无权利者不正当地使用存款人的借记卡等,从ATM机上提取存款的,行为人就不正当地取得了由银行进行事实性支配,并且由存款人进行法律上的支配的金钱,由于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是认定盗窃罪的法益侵害的基础事实,因而该取款行为就能被认定为,不正当地侵害了银行的占有(事实性支配),成立以银行为被害人的盗窃罪。反之,例如,X受A之托保管被限定用途的金钱,X将该金钱存入自己名义的银行账号,随后,X出于个人消费的目的提取了该存款,在此情形下,既然X具有提取存款的权限,银行对存款的事实性支配就没有受到侵害,不成立针对银行的盗窃罪;但由于能够认定,X对受A之托保管的金钱存在法律上的支配,因而其无权限的消费行为,就应被认定成立侵占罪。

 

(三)事实性支配的判断标准

  

那么,如何判断是否存在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呢?诸如将财物紧拽在手中(握持),或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脚边的行李箱的情形,当然能认定存在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但是,占有的认定范围不限于此。例如,在判断非法获取被害人忘记拿走的照相机的行为究竟是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脱离占有物罪之际,判例(最判昭和32·11·8刑集11卷12号3061页)判定,“刑法上的占有是一种人对物的实力支配关系,根据物的形状以及其他具体情况,这种支配样态各不相同,因而应该理解为,未必需要实际持有或者监视财物,只要财物存在于占有者的支配力所及之处即可。并且,该物可否被谓为,仍处于占有人的支配之内,除了根据如果是正常人想必无论是谁都会同意这种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判断之外别无他法”。最高裁判所的本判决一边认为,占有是一种“人对物的实力支配关系”,同时又明确提出,能否被谓为处于某人的“实力支配之下”,最终还是应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来判断。

  

何谓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判断,(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刑法总论一般不太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而在刑法各论中研究占有概念之时,却又能毫无违和感地接受这一观念。这里,“应将何种行为作为盗窃罪予以从重处罚”这种问题意识是很重要的,在思考该问题之际,就只能是综合考虑社会上对该类财物的实际利用状态以及有关这种状态的社会一般的价值观或者评价来进行探讨。基于这种角度所进行的判断,就正属于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判断。

  

当然,虽说是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由于其判断标准未必明确,因而有必要确定其下位标准。学界一直以来重视的判断角度是,占有的事实与占有的意思。亦即,不仅仅考虑针对财物的客观上的管理或者支配状态(占有的事实),也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利用或者支配意思(占有的意思)。在判断针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之际,不仅考虑客观状态,还考虑占有的意思这种主观方面,对此,也许有人会存在违和感。[10]然而,被害人是如何掌握财物的,又是如何利用财物的,这一视角当然会影响到对“财物的要保护性”的判断,因而(同时考虑占有的意思)这一点是完全有可能被正当化的。不过,最终来说,重要的还是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因而应该以客观状态(占有的事实)作为判断的中心,占有的意思只是作为“能够左右针对客观状态的社会性评价”的判断材料,补充性地发挥作用。[11]

  

下面就以上述理解为前提,就各种具体状况下是否存在占有进行探讨。

 

三、占有的存在与否

  

(一)处于被害人所支配的场所内的财物

  

首先,对那些处于被害人所支配的场所之内的财物,能认定被害人存在占有。从人户盗窃的案件就可看出,这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侵入他人住宅,拿走住宅之内的财物的,当然成立盗窃罪。即便被害人已经忘记了财物的具体放置地点,甚至记不清究竟是否存在财物,只要财物处于被害人所支配的场所之内,就能认定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12]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显然能认定存在被害人客观上支配着财物这种状况,因而只要存在概括性的或者潜在的占有意思即可。进一步而言,诸如第三者擅自拿到被害人家的财物那样,甚至是被害人自始就没有认识到财物之存在的情形,也应该承认被害人的占有。[13]然而,在本文看来,无论是被害人起始就没有认识到财物之存在的情形,还是被害人中途忘记财物之所在的情形,在行为人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均没有认识到财物的存在,这两种情形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因而鲜有区分二者之必要。

  

那么,诸如主人正在海外长期出差的住宅,或者已过度假季节主人返回市区的别墅等,对处于这种场所之内的财物,又如何认定占有呢?对这种情形,也应该理所当然地认定,不动产的管理者对财物存在占有。就不动产而言,其完全是“不动”的,社会上也实际存在很多没有人看守的不动产,而且,不动产还具有通过登记制度而公示权利关系这种特殊性,因此,即便是那些并未进行充分管理的不动产,只要存在登记名义,并且被害人没有放弃或者丧失占有意思,就应该认定存在占有。[14]这样,即便是现在没有被实际管理的不动产,只要能认定存在对该不动产的占有即事实性支配,对存在于该不动产之内的财物,也能认定存在占有。另外,在这种情形下,住宅是否上锁,对占有存在与否的认定,并非决定性因素。总之,只要是以不允许一般人自由进出这种状态进行管理,对处于其内部的财物,就应该肯定占有。将这种理解更进一步延展的话,诸如停在住宅的庭院等周边地块的自行车,还有种在地里的蔬菜等,也能认定管理者的占有及于自行车、蔬菜。

  

这样,排他性地对一定场所进行支配者,对处于该场所之内的财物也存在占有,按照这一逻辑,即便是本来的占有者忘记拿走而丧失占有的财物,该财物的占有也被转移至该场所的支配者。例如,宾馆旅客将相机遗忘在宾馆房间,就此结账离店的,相机的占有便由旅客转移至宾馆管理者。对旅客遗忘在旅馆卫生间的钱包,大审院的判例判定,不问旅馆业主是否认识到该财物的存在,均能认定旅馆业主存在占有(大判大正8·4·4刑集25辑382页)。相反,对旅客遗忘在列车内的毛毯,大审院的判例则否定列车乘务员存在占有(大判大正15·11·2刑集5卷491页)。这两种情形在结论上的差异取决于,管理者对财物被遗忘的场所能及于多大程度的事实性支配。亦即,如果是过去的老式旅馆,无关人员很难自由出入,因而旅馆业主的占有原则上及于遗忘在旅馆卫生间的财物;反之,旅客事实上是可以在列车内自由走动的,而且,如果列车停站,还会有新的乘客上车,因而难以肯定列车乘务员的占有及于旅客遗忘在列车内的毛毯。[15]

  

由上可见,场所的封闭性、排他性的程度会影响到对占有存在与否的判断。[16]因此,前述大审院大正8年的判例是仅限于针对当时的老式旅馆的卫生间的判断,如果是现在的大型宾馆的大堂等地方,既然一般能设想到,不特定多数人会出入其中,因而很多时候,宾馆管理者的占有就很难及于遗忘在这里的财物。相反,对遗忘在列车上的财物,如果是新干线等特快列车,由于强化了乘务员对车厢的管理,而且,停车车站很少,因而有时候,也有可能肯定铁道公司对遗忘物存在占有。[17]总之,是否存在占有,要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断,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餐厅或者咖啡馆的座位上的遗忘物,是否属于餐厅或者咖啡馆的占有,根据该餐厅或者咖啡馆的管理情况以及客人的人店方式等,其结论也可能有所不同。[18]对沉入高尔夫球场的球客的弃球,判例(最决昭和62·4·10刑集41卷3号221页)肯定属于高尔夫球场的管理者的占有。[19]该判决也是因重视以下两点而作出的判断:(1)高尔夫球场计划回收并且再利用这些弃球;(2)人工池是相对比较适于管理弃球的地方,很难想到会出现社会一般人擅自掏走池底的弃球这种情况。[20]因此,对高尔夫球场的球客丢弃在树林或者高尔夫球场用作障碍的沙洼地的弃球,或者高尔夫球场之外的其他遗失物,根据具体情况,有时也能否定高尔夫球场管理者的占有。

  

(二)忘记拿走的财物

 

1.概述

  

在所谓“忘记拿走财物”的场合,被害人忘记了财物的存在,并且,将财物忘记在现场而离开。因此,如果我们极其严格地解释事实性支配这一概念,在该场合下,认为被害人丧失了占有,至少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是,离开时忘记拿走财物,然后马上想起来,迅速返回现场取回财物,这是谁都有可能经历的事情,如果认为这种情形下被害人已经丧失占有,比照社会一般观念,就很难说,这种理解是合适的。即便被害人忘记拿走财物暂时离开现场,如果其察觉到落下了财物,被害人马上返回现场恢复对财物的直接性支配,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而对这种情形存在这样评价的余地:财物持续地为被害人所占有(亦即,被害人持续占有着财物)。对此,也可以说,占有(事实性支配)已经弛缓,[21]但又并非完全丧失了占有。按照这种理解,被害人能够迅速恢复直接性支配这种客观状况,能为认定占有的持续奠定基础。

  

关于这一点,西田典之教授认为,要认定对忘记拿走的财物存在持续的占有,必须存在能够推定事实性支配之持续的客观状况。[22]例如,某人在公共汽车的检票口排队等候检票之时,不经意地随着队列往前走,但忘记了搁在地上的财物,在该情形下,由于客观上有可能推定,该财物是队列中的某人所支配的财物,因而按照西田教授的观点,限于存在这种状况的场合,能够肯定占有的持续。然而,队列在延续,也许该财物是其中某位旅客落下的财物,这种外形为何能影响到,对(不是整个队列的一般旅客)被害人本人是否存在占有的判断,其根据未必明确。[23]不管是何种外形,只要被害人本人的支配仍在持续,就应认定被害人存在占有,因而按照本文的理解,在马上能够恢复直接性支配的状况下,就能被评价为,被害人的事实性支配仍在持续。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那些忘记拿走财物的案件,就不需要“存在能够推定事实性支配之持续的客观状况”,其意义仅在于,是用于认定行为人之故意内容的认定材料。[24]

 

2.判例

  

下述两个判例是有关“忘记拿走财物的情形”的重要判例。(1)被害人为了搭乘前往某风景点的公共汽车,在检票口排队,随着队列往前走,忘记了搁在地上的照相机,走到检票口时,被害人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照相机,于是迅速折返回来寻找,但照相机已被被告拿走,自队列开始移动至被害人返回遗忘相机的地点,其间时间相隔大约为5分钟,遗忘相机的地点与被害人折返的地点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9.58米。对此,最高裁判所的判例认为,“原判决判定,上述照相机仍处于被害人的实力的支配之内,不能认定已经脱离该人之占有,这一判断是正当的”,进而判定成立盗窃罪(最判昭和32·11·8刑集11卷12号3061页)。[25](2)被害人将小挎包遗忘在车站附近的公园的长凳上,而径直走向车站的检票口,在被害人行至距离长凳大约27米的车站楼梯拐角时,目睹被害人遗忘挎包,并且一直注视着挎包的被告乘机拿走了挎包,而被害人在离开现场约2分钟,走到距离现场大约200米的车站检票口附近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挎包,于是又返回到长凳附近寻找。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被告是在被害人忘记拿走挎包,走到仅仅距离长凳大约27米的地方的时点非法获取了本案挎包,在本案这种事实关系之下,即便考虑到被害人是暂时忘记了挎包而离开现场,但仍应该说,在该时点,被害人并未丧失对本案挎包的占有,本案被告的取得行为应构成盗窃罪”(最决平成16·8·25刑集58卷6号515页)。

  

第(1)个判例(昭和32年判例)是以被害人自遗忘财物至折返回来寻找财物之间的间隔时间(大约5分钟),以及从忘记财物的地点与折返地之间的距离(大约19. 58米)作为判断材料,而由此肯定被害人对该财物仍存在占有。而第(2)个判例(平成16年判例)不是强调被害人约2分钟之后,距离现场约200米的地点折返回来这一事实,而是强调在被告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与财物之间的距离(约27米),进而肯定被害人的占有。被害人是否存在占有,最终还是应该在被告实施实行行为的阶段进行判断,因而就应该如第(2)个判例(平成16年判例)那样,重视在被告拿走财物的时点,财物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26]不过,被害人意识到遗忘了财物而折返回来的地点,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很多时候很难就被告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所在位置进行举证。但是,例如,在第(1)个判例(昭和32年判例)中,无论被害人如何离开照相机,其间的距离也至多不过19.58米,因而在被告非法获取照相机的时点,被害人与照相机之间的距离不可能超过19. 58米。因此,在被告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的位置不明的场合,从“存疑作有利于被害人的解释”这一角度来看,就应该以现场与被害人折返的地点之间的距离为标准。[27]

  

如果如上所述,我们重视的是被告非法获取财物的阶段的情况,被害人究竟是在何时意识到忘记了财物而折返现场,就不会影响到对占有存在与否的判断。结合第(2)个判例(平成16年判例)来看,在被害人距离现场约27米的地方,被告拿走了挎包,通过这一事实就能为针对被害人的占有侵害奠定基础,既然如此,结论当然不会因为被害人究竟是何时返回现场而被事后改变。因此,即便是被害人乘上电车之后才意识到遗忘了财物,或者直至到家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忘记了财物,只要被告实际非法获取挎包的阶段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应该认定被害人的占有仍在持续,成立盗窃罪。

  

对于上述这种理解,也许会有人进行反驳:彻底忘记挎包的情形与马上想起来而返回的情形相比,在被告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的(潜在的)占有意思的程度是不同的。[28]但是,被害人何时意识到自己落下了财物,这一点往往为极其偶然的事情所左右,因而认为这一点与领得行为时点的占有意思的强弱存在对应关系,这不过是论者的一种虚构而已。在判断被害人返回现场寻找财物的盖然性之际,必须是被害人记得将财物遗忘在何处,[29]因而我们根本无法超出该程度,去研究所谓潜在的占有意思的强弱问题。

 

3.时间上、地点上的接近性

  

作为判断对遗忘的财物是否存在占有的标准,一般重视的是,在非法获取财物的阶段,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接近程度。[30]不过,从被害人恢复对财物的占有的可能性(恢复可能性)的角度来看,时间上的接近性并非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实际上,第(2)个判例(平成16年判例)虽指出了被告非法获取挎包之时在地点上的间隔距离,但并未特别提及时间上的间隔。这也许仅仅是因为,裁判所未能明确认定被告非法获取挎包的准确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将案情改变为:被害人将挎包忘记在长凳上之后离开现场,在离现场大约27米的地方,偶遇老朋友,两人聊了很长时间,被告在此期间拿走挎包,想必也不会否定被害人对挎包的占有。显然,这里重要的是,当时处于一旦察觉就能马上恢复直接性支配这样一种状况之下,换言之,只要被害人持续停留在与现场相近的地点,忘记财物之后所经过的时间长短,对占有存在与否的判断,就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毋宁说,作为时间性要件,其意义在于,被害人能在极短时间内返回现场。

  

而且,对地点上的接近性的意义,还有从下面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的余地:第一个视角是,如果是很近的距离,就能迅速返回现场恢复直接性支配。不过,如果强调这一视角,例如,被害人骑自行车或者乘坐汽车的情形(例如,将财物忘记在不下车就能享受服务的路边餐馆[drive through]的场合),或者,乘坐高速电梯返回至忘记财物的楼层的情形,即便被害人与财物之间在地点上的间隔距离较大,有时也存在肯定占有之持续的余地。

  

针对地点上的接近性的意义的第二个视角是,被害人(用眼睛)确认忘记财物的地点,实施不让第三者拿走财物的监视行为的可能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亦即,财物处于被害人的目力所及范围,只要被害人意识到就能马上采取监视等措施,这也会影响到对占有之有无的判断。[31]如果我们重视这种情况,在乘坐汽车或者电梯的场合,即便在几十秒之内就能迅速返回现场,但从财物不在目力所及范围之内这一视角来看,就存在否定占有之持续的余地。例如,被害人将钱包遗忘在大型超市六楼的长凳上,乘坐自动扶梯耗时大约2分20秒下到超市地下一层,10分钟之后意识到自己将钱包遗忘在六楼,于是马上返回现场,但钱包已经被被告拿走,[32]对此,判例(东京高判平成3·4·1判时1400号128页)认为,“不得不说,按照社会一般观念,在被告非法获取本案钱包的时点,从客观上看,轻易难以断定被害人的支配力及于本案钱包”,进而否定了被害人的占有。[33]本案重视的是,被害人要恢复对财物的直接性支配,需要花2分20秒乘坐自动扶梯,从而被害人的占有被否定;而且,被害人已经离开现场下到地下一层,处于无法(用眼睛)对钱包进行确认的状况,也许这一点是朝着否定占有的方向考虑的。[34]

  

(三)有意识地放在他处的财物

 

1.问题之所在

  

例如,X上下学一般是先骑自行车到离家最近的车站,将自行车停在车站前面公营的自行车停车场,然后再从车站乘30分钟左右的电车去大学(以下简称为“自行车案”)。那么,X在大学校园学习期间,从自行车停车场拿走其自行车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呢?如果X停车的自行车停车场是有人管理的停车场,那么,(究竟是X还是停车场管理员占有自行车另当别论)无疑能认定自行车处于他人的占有之下。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只是提供站前空地用作自行车停车场,但并无专人进行管理,而是全凭停车人自己负责保管自己的自行车,那么,问题就在于,由于不能认定停车场对自行车的占有,能否认定X仍然对自行车存在占有呢?对此,一种考虑是,由于X位于距离停车场数十公里的大学校园,不能给予自行车事实性支配,因而应否定占有。[35]然而,判例、通说对下述情形均肯定被害人的占有,判定行为人成立盗窃罪:安放在无人看守的佛堂的佛像(大判大正3·10·21刑录20辑1898页);举办庙会期间,露天摊位用于夜晚照明的电线晚上收摊之后由专人整理,但在收摊之前则随意放在路边(东京高判昭和30·5·13高刑裁特2卷11号519页);被害人将旅行箱放在车站广场内的公交停车场乘客休息室,在距离休息室约200米的食堂就餐期间,旅行包被拿走(名古屋高判昭和52·5·10判时852号124页);[36]被害人将自行车停放在距离自己600米的行人专用天桥上14小时,该天桥事实上被用作附近集贸市场客人停放自行车之用(福冈高判昭和58·2·28判时1083号156页);等等。按照司法实务的这种认定倾向,对“自行车案”中的X想必也能认定其存在占有。

 

2.对作为社会性评价的占有的保护

  

前面提到的案例的共通点在于,被害人不是将财物忘在某处,而是作为所谓利用或者管理财物的方式,有意识地将财物放在某处。对此类情形,也有可能作如下解释:这种情形下,被害人明确存在占有意思(利用意思、支配意思),因而尽管占有事实很弱,但占有意思很强,通过综合判断二者,就能认定存在占有。[37]近年的有力观点更进一步,主张在被害人基于一定的利用意图而有意识地将财物放在某处,财物尚处于本人所意图的利用过程之中的场合,就能认定存在对财物的占有。[38]对此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来评价,如果财物所处的状况与被害人的利用意思是相对应的状况,那么,该观点就仅凭这一点而肯定被害人的占有。

  

然而,只要是作为事实性支配来理解占有概念,判断的中心就应该是财物的客观状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性评价。并非仅仅是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的利用意思或者支配意思来肯定存在占有,这种利用意思或者支配意思最终应该作为一定的客观状况的评价材料而补充性地加以考虑。而且,这里虽然说的是被害人的利用意思或者支配意思,但也并非任何意思都会被作为占有而受到大力保护。正如前面(“事实性支配的判断标准”)所谈到的那样,在判断占有的存在与否之时,社会上对该财物的实际利用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一般评价,这些都属于重要的判断材料。考察那些判定成立盗窃罪的判例就不难发现,这些判例的共通之处,不仅仅在于被害人是有意识地将财物置于某处,更在于在当时的具体状况之下,那样放置财物符合社会的一般性评价或者一般性价值观。例如,在前面的“自行车案”中,X将自行车停在车站前面的公共自行车停车场,即便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那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自行车的“放置方式”。亦即,一般人也会像X那样停放自行车,而且,对X的自行车,也能够很容易地推定,是某人有意识地将自行车停放在这里。并且,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外在形式(外观),按照社会一般观念,第三者才不会随意骑走自行车,这种信赖关系或者社会期待是值得保护的,其结果就是,可以理解为,即便地点上有所隔离,被害人也能够给予财物以事实性支配。[39]

  

这样,要根据基于社会一般观念的(第三者不会随意拿走财物的)信赖或者期待来认定对财物的占有,就应该以下面几点为必要:(1)被害人主观上的利用意思;(2)能够推定被害人的利用意思的客观状况,并且,这种对财物的利用形态能够为社会性评价所接受。[40]在进行第(2)点评价之际,需要综合性地考虑财物的性质、价值、大小、通常的管理方式、实际放置财物的地点等具体因素。例如,将手机或者照相机放在自行车车篓中,暂时离开了现场,在这种情形下,即便这种放置财物的方式是符合被害人之意图的保管方法,但将容易携带且价格不菲的财物随意地放在自行车车篓不管,按照社会一般观念,就不能被评价为正常的利用或者管理方式。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与本人的意图无关,应否定被害人的占有。即便是自行车被随意丢弃的情形,自行车的污损程度,以及是否写有名字、是否上锁、是否进行了防盗登记等,有时也会影响到对第(2)点的判断。而且,被害人究竟打算在该场所保管财物多长时间,也可能影响到社会一般观念对财物是否值得保护(“要保护性”)的评价。例如,如果是自行车,连续几天停放在停车场,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占有持续性地受到保护,这也是社会的一般性评价;反之,持续一个月在海外出差期间,一直将自行车停放在车站前的停车场的情形,有时候就应该否定被害人的占有。

 

3.近年的判例

  

被害人将自行车停放在火车站附近的空地上,没有上锁就直接坐电车去上学,放学后又直接去了祖母家,在被害人停车过了半天时间之后,被告骑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尽管被害人停车的空地是收费的自行车停车场的建筑物的周边地块的一部分,但该空地本身并非停车场,而且,从周边状况来看,也不能认为该地方已经事实上被用作停车场。对于此案,东京高判平成24·10·17东时63卷1=12号211页认为,“在被告骑走本案自行车的时点,被害人已经远离本案空地,且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不处于有可能管理本案自行车的范围之内,并且,也不存在诸如给本案自行车上锁,或者将本案自行车停放在一般作为停车场使用的地方等,从中可以看出针对本案自行车的所有人等的支配意思的状况,因此,在被告骑走本案自行车的时点,已经不能认定被告仍占有本案自行车”。本判决不是依据被害人的利用意思或者支配意思本身,而是通过重视能够推定这种意思的客观状况来判断。具体而言,自行车没有上锁,并且被害人将自行车停放在一般不会被用作自行车停车场的空地这些事实,由此否定了被害人的占有,[41]这是值得支持的。另外就是在本案中,如果被害人将自行车停放在空地之后,仅仅离开现场几十米,被告就马上骑走了自行车的,当然能认定占有的持续。也就是说,仅限于那些不能认定存在地点上的接近性的案件,才会要求存在能够推定被害人之利用意思的客观情况。

  

本案的案情是,被害人将自行车停放在原本一般不被用作自行车停车场的空地,且没有给自行车上锁。如果本案案情是,该空地虽然经常被用作停放自行车,但社会一般不允许在该处停放自行车的,对此应如何处理呢?下面的判例使得这一问题突显出来。被害人将自行车停放在人行道边的灌木丛中,没有上锁就直接乘电车去离现场12千米远的地方玩,被告在被害人停车大约1小时之后,骑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停放自行车的地方虽然另外还停有几辆自行车,但该地方周边都是禁止停放自行车的区域,不仅设有禁止停放的警示牌,相关人员也曾实际搬走停放在此的自行车。[42]对此,东京高判平成24·4·11东时63卷1 = 12号60页认为,“本案案发地……实际设置了警示牌,明确告知此处禁止停放自行车,否则就要被搬离,而且此处道路实际上每天都有相关人员搬离停放在此的自行车,事实上毋宁说,该地点不能被称为,社会一般认为属于停车场的场所。一般来说,停放在自行车停车场的自行车之所以通常被认定为属于被害人的占有,是因为即便不是能认定停车场管理者的占有的情形,也是通过停放在停车场这种区别于其他场所的特定区域,被害人对该自行车的支配意思在客观上得以明确,且能被社会秩序所接受,因此,对于将自行车停放在被作为丢弃的自行车而搬离的地方的情形,就不能将其与上述停放在停车场的情形等同视之”,进而否定了被害人的占有。这里再重复强调一遍,对那些被放置在存在距离上的间隔的地方的财物,之所以被理解为被害人的占有及于该财物,是基于“这种管理方式或者利用方式值得保护”这种社会性评价。如果是这样的话,对那些不被社会所一般容忍的“放置方式”,就没有必要对其以“占有”这种形式加以保护,因而,否定被害人的占有,这在理论上也是完全有可能得以正当化的。[43]

  

(四)小结

  

对于如何判断盗窃罪中的占有,这里将本文观点归纳如下:

  

(1)对位于被害人排他性地利用的场所之内的财物,被害人的占有及于该财物。而且,即便被害人忘记拿走财物,根据该场所的支配状况,财物的占有有时也会转移至该场所的管理者。

  

(2)被害人虽忘记拿走财物,但被害人处于能马上恢复对财物的支配的客观状况的,就能认定占有的持续。是否存在占有,根据在行为人非法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是否在地点上接近于现场的地方来判断。

  

(3)在被害人有意识地将财物放置在特定场所的场合,即便丧失了与财物之间在地点上的接近性,被害人的利用意思也能通过放置财物的方式在客观上体现出来,并且,大力保护这种“放置方式”也符合社会一般观念的,那么,就认定被害人的占有。

  

另外,要认定成立盗窃罪,以行为人对窃取(即“占有侵害”)存在认识为必要,因此,如果对“据以认定被害人占有的基础事实”不存在认识,就只能认定行为人存在侵占脱离占有物的故意,在两罪实质性符合的限度之内,成立相对较轻的侵占脱离占有物罪。不过,要认定存在盗窃罪的故意,只要行为人对“据以认定被害人占有的基础事实”存在认识即可,其认识不必准确符合被害人的实际占有状态。因此,例如,实际上是被害人忘记拿走的财物,但被害人仍位于现场附近的地方,但行为人以为,被害人位于离开现场很远的地方,是有意识地将财物置于此处,然后拿走财物的,即便是这种案件,由于能认定行为人对该当于盗窃罪之构成要件的事实存在认识,因而应成立盗窃罪。并且,例如,客观上是被害人忘记不久的财物,但行为人误以为是他人很长时间以前忘记拿走的财物,如果对足以认定该财物的占有应转移至该场所的管理者的相关情况存在认识,同样应成立盗窃罪。

  

四、死者的占有

  

下面在“死者的占有”这一标题之下,对从已经死亡的被害人处非法获取财物的情形,展开具体探讨。该问题一般被分为下述三种类型。

  

(一)出于夺取财物的目的杀害被害人的情形

  

首先是出于夺取财物的目的而杀害被害人的情形(第一种类型)。例如,X出于杀害A然后非法获取其财物的意思,杀害A之后拿走了A所持有的财物。这里无须特别探讨“死者的占有”的问题,就能直接认定X成立抢劫杀人罪(大判大正2·10·21刑录19辑982页)。

  

抢劫罪中的“强取”,是指通过暴力、胁迫手段从被压制反抗的被害人处夺取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要被评价为夺取财物,就必须是通过(1)让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由此使得(2)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该占有。第(1)点与第(2)点往往是由同一个行为同时完成,但即便是由不同行为连续实施,只要整个行为能为同一个犯罪故意所涵盖,就能认定成立抢劫罪。在本案中,X是通过杀害A的行为,使得A丧失对财物的占有;并且,通过随后的领得(非法获取)行为,X取得了对该财物的占有,因而能够被评价为,通过杀害行为与领得行为这两个阶段的行为,A(生前)的占有转移至X。因此,与是否承认“死者的占有”无关,这种情形均能认定X成立抢劫杀人罪。[44]

  

(二)杀人之后始产生获取财物的意思的情形

  

其次是杀人之后始产生获取财物的意思的情形(第二种类型)。例如,X杀害A之后,始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从A的尸体上拿走了财物。该情形的问题在于,从已经死亡的A处夺取财物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侵害A之占有的行为?显然,就已经死亡的被害人而言,我们无法设想其占有财物,[45]因而就应该被看作,X取得了A因死亡而丧失占有的财物,进而认定X成立杀人罪与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并合罪。这种结论理所当然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46]

  

相反,判例(最判昭和41·4·8刑集20卷4号207页)则认为,“在这种场合,对被害人生前持有的财物,在其刚刚死亡的时候,仍然继续予以保护,可以说,这是符合法之目的的。这样的话,对利用使得被害人脱离对财物的占有的自己的行为,从被害人处夺取上述财物的被告的这一系列行为,若进行整体性考察,就应该说,侵害了他人对财物的持有,因此,上述夺取行为就不是构成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而是构成盗窃罪,这样理解是妥当的”,进而判定成立盗窃罪。[47]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判例并没有判定,人死亡之后仍占有财物。刑法财产犯罪的保护对象最终仍然应该是生前的占有,因而判例的态度是,在行为人利用先前的杀人行为夺取财物的场合,应该对(生前的)杀害行为与(死后的)夺取财物行为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因此,判例是以被告通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实行行为而侵害了生前的占有为理由,判定成立盗窃罪。然而,要认定为盗窃罪的“一系列的实行行为”,就以整体行为被盗窃罪的故意所涵盖为必要,但是对第二种类型而言,在杀人行为阶段并没有产生夺取财物的故意,因此,要对前后两个行为作为盗窃罪进行整体评价,这是不可能的。[48]

  

由上可见,判例观点是存在疑问的,若勉强要将判例观点正当化,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因自己的不正当的先前行为的存在,对后行行为的法律评价反而朝着减轻罪责的方向进行改变,这是不正确的。具体就本案来说,可以这样来解释:如果X没有实施杀人行为,对X本应处以盗窃罪,如果以非法的杀人行为为理由,其罪责反而得以减轻(减轻至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这显然有违健全的法情感。[49]由于当然会对X的先前行为处以杀人罪等犯罪,因而并未不正当地减轻其罪责,这种解释是否真的存在充分的理由,仍然是存在疑问的;而且,假设能够通过这种视角来将判例结论予以正当化,那么,不仅是杀人罪,判例结论的射程还将及于伤害致死罪、过失致死罪等先前行为非法侵害生命的所有情形。[50]

  

(三)杀人犯之外的其他人的取得行为

  

最后是杀人犯之外的其他人非法获取被害人财物的情形(第三种类型)。例如,A刚被杀死,与A的死亡毫无关系的X就从A的尸体上拿走了财物。在前述判例(最判昭和41 ·4·8刑集20卷4号207页)中,只有通过对先行行为即杀人行为与夺取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才能认定成立盗窃罪。但在第三种类型中,对X而言,根本就不存在应该进行整体评价的先行行为,因而即便按照该判例的观点,也不应成立盗窃罪,而仅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另外,按照对第二种类型否定成立盗窃罪的观点,对第三种类型当然也会得出否定结论。

  

另外,例如,X杀害A之后,才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伙同与杀人行为毫无关系的Y一同从A的尸体上拿走财物的,如果我们以前述判例(最判昭和41·4·8刑集20卷4号207页)观点为前提,X、Y分别应承担何种罪责呢?根据判例观点,X应成立杀人罪与盗窃罪,但问题在于,Y仅仅参与了从尸体拿走财物的行为。并且,按照判例逻辑,只有参与了杀人行为与夺取行为,才有可能(被作为整体行为)被评价为侵害了死者生前的占有,因此,对没有参与先前行为即杀人行为的Y而言,就不能被评价为参与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占有侵害行为,即使按照判例观点,也应该是在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限度之内,承担共同正犯的罪责。[51]

  

五、占有的归属

  

(一)存在上下级关系的场合

  

最后想就数人参与管理财物的场合下如何认定占有做些简单探讨。例如,(1)在A担任店长的商店,虽然在某个时间段,在商店打临工的店员B也可能会单独从事商品销售等业务,但商品完全为上位者A所占有,B不过是占有的辅助者,不存在独立的占有,这是通说观点(因而B擅自拿走商品的,应成立盗窃罪)。相反,(2)在X出资经营的商店,店长Y对商品的进货、价格设定等整个经营拥有裁量权,亦即,在X将自己所有商店的经营完全交由Y打理的场合,Y就完全占有商品,Y不正当地获取商品的行为,就构成侵占罪。处于这两种情形之中间位置的情形是,(3) P与Q是一种处于同等地位的伙伴关系,二人一同经营商店,在该情形下,能认定P与Q对商品存在共同占有,如果Q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将商品转移至自己的单独占有之下的,由于侵害了P的占有,Q应成立盗窃罪。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上述三种情形一般被归纳为下述三种类型:(1)下位者在上位者的监督指挥之下从事机械性事务的类型;(2)不必一一仰仗上位者的判断,下位者拥有独立的权限或者独立裁量权的类型;(3)虽然是相互制约,但各自存在一定权限的类型。但在具体案件中,其间的区别则会变得非常微妙。总之,下位者究竟拥有多大权限,对此应该进行具体判断,这是不可或缺的。

  

从上述三个具体例子就可看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不在于自己是否存在占有,而应该根据是否侵犯了对方的占有来界分。因此,无论是第(1)种情形中的B那样的占有辅助者,还是第(3)种情形中的Q那样的共同占有者,都是因为无权限却非法获取财物的行为,而被认定成立盗窃罪,因而严格界定这两种情形之间的界限,并无多大实际意义。[52]不过,像第(3)种情形那样存在共同占有关系的场合,不仅是Q单独的领得行为(非法获取财物的行为),P单独的领得行为(非法获取财物的行为)也有成立盗窃罪之可能。相反,像第(1)种情形那样,B仅处于占有辅助者的地位,因而A单独占有财物,A完全可以不考虑B的意思而单独处分财物。如果能认定存在这种情况,亦即,下位者的意思不对上位者的判断形成制约,根本没有设想到(因为考虑到与下位者的关系)上位者的处分行为会构成盗窃罪,对于这种情形,将下位者定位于占有辅助者,就是一种合适的判断。

  

(二)封缄物的占有

  

将财物装人信封或者箱子等包装物之中,然后将口封上,以免他人随意打开的,通说认为,对这种东西(封缄物)来说,即便将其占有委托给第三者,委托人仍然保留对内容物的占有。那么,邮政投递员投递被加封的邮件之时,尽管投递员占有整个邮件,但邮件的内容物则为委托人所占有,因此,投递员非法获取整个邮件的,成立(业务)侵占罪(大判大正7·11·19刑录24辑1365页、东京地判昭和41·11·25判夕200号177页),但非法获取其中的内容物的,则成立盗窃罪(大判明治45·4·26刑录18辑536页)。不过,有力观点认为,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只对信封或者箱子感兴趣而对内容物毫不关心,因而即便是前一种情形,(如果行为人有开封的可能)也能认定通过非法获取整个邮件,而转移了对内容物的事实性支配,因而应成立盗窃罪。[53]反之,另有观点认为,即便封口了,但既然已经将作为一个整体的邮件交由投递员保管,就可以以就其内容物的事实性支配也已被转移至委托人为理由,判定成立侵占罪。[54]

  

不过,令人头疼的是,究竟什么才是“封缄物”呢?例如,X将高级葡萄酒交由A保管,但反复强调,“千万不要打开喝掉喔!”, A终于未能忍住诱惑,开封喝掉了葡萄酒,在此情形下,尽管葡萄酒瓶已经被软木塞封口,但想必没有人会称其为封缄物(实际上,一直以来,大家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A应成立侵占罪)。也就是,虽说是被封缄的东西,但有必要将下面两种情形区别开来:(1)不过是出于运输或者保管的方便而被封缄的东西;(2)委托者为了不让他人任意处分内容物,而(诸如上锁等)特意封缄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解,能够被评价为封缄物的,就诸如上了锁的旅行箱、保险箱等那样,封缄的旨趣在于明确限定对象的情形。

 


 

0

copyright©2015 www.cuip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沪ICP备11048800号-4 沪公网安备31010702006147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21楼(地铁2、7号线静安寺站1号口出站即到)

预约咨询电话:135-6412-3557 传真:021-62376606

Email:sandycuiping@163.com